高忆配资多家上市银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提升超40%

　　在政策支撑推动下高忆配资，绿色金融近年来迅猛发展。

　　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梳理近期发布的上市银行年报，2024年多家机构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同比增幅超过40%，部分机构同比增幅甚至一度超过100%。

　　记者采访了解到，2024年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持续扩大，产品谱系向立体化升级，在传统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基础上，不断衍生出创新型产品。但目前绿色金融标准欠缺统一，“洗绿”现象和过度包装的仍存在，应尽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和协调，为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　　绿色信贷额度大幅提升

　　Wind数据显示高忆配资，截至4月9日，公示2024年财报的上市银行中，多家银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同比超过40%。

　　城商行和农商行中，2024年瑞丰银行（601528.SH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45.94亿元，同比增长144.62%；郑州银行（002936.SZ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91.46亿元，同比增长123.73%；青岛银行（002948.SZ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373.49亿元，同比增长42.91%。

　　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，多家银行同比增幅超过20%。Wind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信银行（601998.SH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6005.65亿元，同比增长30.84%；农业银行（601288.SH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4.97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76%；建设银行（601939.SH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4.7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1.13%；民生银行（600016.SH）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3234.59亿元，同比增长22.41%。

　　安永大中华区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李菁表示，绿色金融业务规模近年来持续扩大，绿色信贷是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主要渠道，截至2024年四季度末，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.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1.7%，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.5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6.52万亿元。分用途看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、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.68万亿元、9.89万亿元和5.04万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19.8%、25.6%和19.6%；同时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向立体化升级，在传统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基础上，不断衍生出创新型产品。

　　从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特点来看，李菁指出，目前银行更加重视风险控制。随着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，银行对环境风险的认识和管理不断加强，将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纳入金融风险的分析考量之中，压力测试覆盖范围从高碳行业扩展至房地产、农业等气候敏感领域。通过完善风险管理体系，加强对绿色金融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监测，降低环境风险对金融业务的潜在影响；同时，治理机制不断完善。多家银行设立了绿色金融事业部或专营机构，加强了内部考核机制的完善，从董事会层面、总行层面到分行层面成立相关工作组、专班和专岗。例如邮储银行（601658.SH）将绿色信贷、ESG（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）风险等相关指标纳入总行相关部门和分行绩效考核体系，实施差异化经济资本调节系数，对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给予FTP（资金转移定价）优惠，以引导资源向绿色金融方向倾斜高忆配资，提高绿色金融业务质量。

　　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陆岷峰告诉记者，2024年上市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已达较高水平，虽然相较于以往三成至五成的高增长有所放缓，但目前仍保有较高增速。具体来看，首先，银行业逐步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更加精细化和稳定化，绿色信贷质量的关注度显著提升。其次，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。商业银行通过创新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，将服务覆盖至能源、交通、农业等重点领域。例如，海南自贸港政策强调农村绿色项目的金融支持，有力推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。再次，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。银行引入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优化绿色金融流程，如通过智能风控升级风险评估管理，这表明科技已经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。最后，政策和市场形成双轮驱动。“双碳”战略和乡村振兴政策明确塑造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，例如，海南省通过清洁能源和生态农业等领域的政策改革，有效激发市场活力。

　　绿色金融标准须完善

　　某华中地区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记者，目前绿色金融认定标准暂未完全统一，部分项目实际包装成绿色金融项目借款，实现更低成本的借贷，对机构来说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也想通过合作推动绿色金融贷款数额的提升，完成考核任务，总体上，部分机构绿色金融贷款额度或存在一定水分。

　　目前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存在哪些问题？陆岷峰认为标准欠缺统一。第一，绿色项目的认定标准尚不完善，尤其在农村地区，由于缺乏分行业认定标准，“洗绿”现象和过度包装的风险较为突出。第二，数据披露透明度不足。部分银行未公开绿色资金的流向和环境效益，导致社会难以进行有效监督，也影响了公众对绿色金融的信任。第三，区域发展不均衡。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和服务更为集中，而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绿色金融覆盖率不足，进一步限制了地方经济均衡发展。第四，风险防控压力增加。绿色项目周期较长且回报不稳定，同时受气候政策调整和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，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和风险。

　　李菁指出，目前绿色金融业务不足主要体现在：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，绿色金融标准有待完善。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加强环境立法，虽然有关政策规定较前几年有所增加，但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进行补充、确立，目前仅有地方层面出台《湖州市绿色金融促进条例》以及《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》。在标准层面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绿色项目的定义和分类存在差异，这增加了银行在跨境业务中的操作难度，同时增加了“洗绿”“漂绿”风险。如部分项目因标准模糊被包装为“绿色”，某些“转型金融”项目未明确减排路径，削弱绿色金融市场信任。二是绿色项目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透明度不足，主要体现在披露内容不完整，缺少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、潜在环境风险等关键信息；披露格式和标准不统一，使得不同银行间信息缺乏可比性；披露频率低，难以及时反映绿色金融业务动态。另外，信息不对称也成为一大严峻挑战。一方面，银行难以全面掌握企业绿色项目的真实环境绩效，如企业是否如实落实环保措施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等。另一方面，投资者因银行披露信息有限，无法准确评估绿色金融产品风险与收益，影响投资决策，阻碍了绿色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。

　　对于绿色金融业务发展，李菁建议，首先，推动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和协调。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，明确绿色金融定义、分类和监管要求，为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银行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，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与交流活动，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、加强跨国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，提升中国商业银行在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；同时，加强风险管理。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体系，完善风险识别、评估、监测和控制机制，将环境、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风险评估框架，提高对绿色项目风险的管理能力。提高自身的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机制，加强对绿色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监测。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、建立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等方式，提高绿色金融业务的透明度和可信度。

　　陆岷峰告诉记者，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认证体系。第一，从国家层面逐步细化行业分类的绿色项目目录，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制，提升市场公信力并杜绝“伪绿色”项目的流入。第二，加强科技赋能与数据治理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的全流程追踪，确保用途透明，同时引入数据加密和权限管理措施，保障环境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。第三，推进政策协同与激励机制。利用财政贴息、奖励补贴等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项目，例如借鉴海南农村电商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经验，并推广至其他地区。第四，重视能力建设与国际合作。通过培训绿色金融从业人员，提高基层金融网点的服务能力，另外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，借鉴全球先进经验高忆配资，促进跨境绿色金融合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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